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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哲學工作，正是要作當代的創造轉化，並使之與西歐、北美哲學對話，成為世界知識體系的一個總結，並且在二十二世紀中完全融合為一。

由於新資料的發現，使我們對齊國稷下的思想活動，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是某一學派的活動，而是戰國時代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具體表現。並揭示各家派和各種典籍之間複雜的傳承關係，並對觀念加以辨明、比較，將古典中一些玄妙、神秘的思想，透過新的概念和現代的哲學語言，轉化為可理解的知識，以了解各家各派的思想的特性，也使我們認識各家各派如何打造各自的文明哲學。

本書特色

本書採取全方位重述和融通的史觀，使以前被忽視的管子、黃老學派和兵家，在先秦哲學史上以能佔一席之地。

作者簡介

歐崇敬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佛光大學）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2000-2004）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2004-2005）
世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 主任（2005-2008）
中日思想研究中心 主任（2005-2008）
世界禪學研究中心 主任（2005-2008）
南華大學? 企管系? 兼任助理教授（2004-2005）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2005-2008）
南華大學?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暨建築與景觀學系? 兼任副教授（2005-2009）
南華大學?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2004-2005）
南華大學? 哲學系? 兼任副教授（2005-2005）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副教授（2005-2008）
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環球科技大學
公關事務設計系系主任（2009-2010）
全球趨勢與創意產業研究中心 主任（2009-2010）
觀光系?副教授?（2011~）

並為南方華人學派執行長

第三章 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第一個創造轉化的時代

第一節商代與西周文獻中所呈現的哲學觀念內涵，以及春秋時代的《老子》、《周易古經》、《論語》、《孫子》、范蠡、《墨經》的時代：哲學的「第一個二百年」與其前沿時代

就文字文獻而言，我們最早可追溯的只能到商代中期整個商代所被保存下來的的十六萬字的甲骨文，可辨視的僅在二千字以內的單字；雖然我們尚可以上溯到陶文階段，不過那樣的工作對於中國哲學與世界哲學的對話卻沒有助益，但卻在對於哲學人類學在中國人的意識時空觀形構歷程而言則會有些許幫助。就哲學史而言，上溯至商代並加以考察，乃已是中國哲學工作中，文獻可考察的上限。

事實上，商代中國哲學的觀念內涵主要影響表現在於其宗教信仰與祭祀方式及宗族制度與天文地理的博物學知識。其宗教信仰乃是對上帝、自然萬物、祖先的多元信仰，這個內涵其實也是日後道教信仰的主要基礎。殷商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楚、陳、宋、齊四地的文化保存得較多，而其發展方向亦較為相似；而在東漢起則完完全全被道教思想所承繼。

商代的上帝僅稱「帝」一字，從文獻上看來是掌管自然界與諸神，而尚未有與後來的天子、天命產生關連。這個觀念則是在西周才建立，從文化的內涵上，商代文化的成就遠高於西周成立之初的成就，西周成立初期能識字的貴族十分稀少；是而，乃只能派遣商代的貴族到各個分封國以為各種職務的史官。而商代知識文化自然地一定程度保存在周王室的史官檔案中。史官文化也就形成周代知識系統的最關鍵根源。

例如：商代的天文學與地理學、博物學的知識，對於西周王室而言就只能繼承，而沒有刪改的必要及能力。天干、地支的使用，以及許多星宿的發現，對於西周而言乃可說就是至少必由商代的基本成就，方可有所承繼與發展。商代與西周之間最大的轉變應該是在社會制度與宗法制度、祭祀習慣及宗教信仰四個方向。

商代的尚鬼，並且貴族皆重視法術的學習，在一年三百六十日中皆有各種不同的祭祀。商代重視骨卜、龜卜，今所見之甲骨文即是其上的卜辭，也就是「占斷」。商代貴族一切的行動則需先占卜；這一項崇尚鬼神的文化與周代的人文精神有很大的不同。是以，周文明與鄒魯文化的儒家思想所共同建構的道德性宗教對於中國文明而言乃是有另一種重大意義存在。

殷商繼承制度為兄終弟及，並且在其整個貴族的「子」姓群體中，分為四個組群。依近人張光直的研究：殷商的王位繼承是由貴族之間比試法術，以實力而取得王位。那麼，兄終弟及的意涵其實是：因為同一輩分的堂兄弟或兄弟的法術成就往往較高，所以有「兄終弟及」的現象，等到同輩的成員多半年老或逝去，而下一代又當壯年，則才成為下一輩的承繼或父死子繼；即或為非純粹父子關係，而是伯侄、叔侄關係的繼承。

這種王位的競爭繼承方式當然不會是西周文化所能擁有的，是以一旦周王室取得政權，當必須更改王位的繼承方式：從嫡系血緣關係與父子相承為重點，而不是比試法術的高下。

殷人的「帝」是否一定與祖先神是分離的，在文獻上並不足考。有另一個可能則是，祖先之中曾經有一位即是這個「帝」；而「帝廷」中的各位天神亦是商貴族的過去成員。當然也可能是完全分離的二個系統，或完全重疊的兩個系統；在「帝廷」中的主要神祇則有司﹝日、月、風、雨﹞等諸神，「帝」能降福禍與世人，並能保障農業生產順利。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近代學者王國維、唐蘭、侯外廬、顧頡剛、呂思勉、陳夢家、李亞農、郭沬若、范文瀾、翦伯贊等人都作過詳細的討論，而台灣中研院學者如：董作賓、傅斯年、張光直等亦有眾多研究成果。張光直在二十世紀八○年代從考古文物上判定夏商周是三個多元且同時發展，卻又是共同祭祀圈的成員之族群文明成就。三者在一千餘年裡面（自夏初到周）交替了三個政權；而兩次政權交替過程中「符號使用」與「觀念運作」上也就出現了兩次不同的典範轉換或變動。

一次是商代甲骨文卜辭所代表的崇尚法術與信仰眾神並重視祭祀、擁有高度青銅製造技術的典範；另一次是西周由﹝宗法制、封建制、昭穆制、禮樂制度、道德性人文宗教﹞所建構而成的「儒家 周文式的文化人類學典範」。

我們要問的是：這兩次留下的文字文獻與文明成就，有什麼哲學內涵被後代哲學或文化傳統上繼承了嗎？首先，我們要說，有關天文學及數學的知識、農業知識、博物學的知識、曆法學的知識、祭祀的形式表現基本上都被「史官」傳統中各種不同角色的史官專掌職掌者（如：內史、外史等數十種職稱的史官）所保存了。

在商代已有天干、地支各種曆法相關的高度天文學知識，這其中當然包括了許多對偶性的概念，如〔（上／下）、（黑／白）、（明／暗）等﹞。不過陰陽與五行、八卦、六十四卦的正式作為範疇使用應該是要等到東周戰國時代的二百多年文字發展中才有所完成。

就卜辭的各個保留占斷內容而言，乃僅皆有數個字到數十字而未出現如《尚書》所記的數百字以上的文本；這可以說即是商代未見字詞真正被使用在哲學思考上的原因。商代目前可視的文字乃以表述現象的名詞及狀態詞、動詞為多；是以，字詞乃為知識及判斷上的記錄所用。各種有關大自然、祭祀、博物及戰爭的記述表現是其大部分的內容。

抽象概念的使用即使到了然是稀少的，即使是大才華如《莊子．逍遙遊》亦多用敘述烘托的方式，而少用概念化的語詞表述。只有《老子》（以郭店本為例）才有創造性的大量概念化文字使用，而這本著作的確即自戰國初期中即已形成閱讀風潮，並且被作為學者共同研究的重要對象。

那麼，如果是《論語》與〈逍遙遊〉都少用概念範疇表述思想。那麼，我們當然不能期待商代、西周甚至是春秋初期與中期這將近一千年的文字用詞會有太多的哲學化用語出現。另一方面，西周最重要的宗教與哲學概念則僅有「德」與「天」；「以德配天」的道德化宗教意識可說是西周宗教上的一個重大改革，在這個思想脈胳裡宗教、政治與道德三者是合一的；而這也是後來春秋中晚期以後魯學：儒墨二家的重要理論依據所在。